连续不断的案例证明：缺乏法制阳光照射的精神病院，已成为公民权利阴暗的角落。最新的案例是工程师陈淼盛在精神病院治疗13年后猝死。这次稍有不同的是，陈淼盛确实因为精神不正常而被单位强制送治，只是在病情好转后，他依然不能为自己做主。

　　法制缺失，人人都可能被认定为精神病。从飞越疯人院的邹宜均，到上访者被定为精神病；从福利院院长卖掉精神病女给人做老婆，到精神病专家被指精神病，再到陈淼盛至死不能“飞越疯人院”，这些人间悲剧，早已显示我国精神病收治上的失范。

　　当前，我国精神病收治领域存在着两大公害：一是没有精神病的公民被随意鉴定为精神病，甚至成为公权力打击报复或亲属之间争夺利益的手段；二是那些真正的精神病人，其权利面临孤立无援的困境，正在成为公民权利保障最短的木板。造成这两大危害的共同缘由，表面上是我国精神卫生立法的缺失，根源是对公民权利缺乏足够的敬畏之心。

　　追问陈淼盛猝死，我们不禁要问：到底谁有权力强行送治？精神病人的权利又该由谁做主？由于立法上没有确立基本的收治标准，加上精神病鉴定体制的混乱，强制收治的授权不明、监督空虚，程序规范的极度贫乏，救济机制的完全失灵，这一系列关涉权利的制度缺损，造就了一个个公民人身权利的缺口，无论是单位还是政府机关，无论是亲属还是领导，都可以轻易地将人送到精神病院强制关押治疗，而真正的精神病人则陷入零权利的真空。

　　对于这种法制缺失的状况，我们并非没有认识。10月10日发布的《中国精神病收治制度法律分析报告》，就揭示了我国精神病医学中该收治的不收治、不该收治的却被收治的混乱局面，并指出我国现行的精神病收治制度存在八大缺陷。亡羊补牢，未为晚也。对相关法律制度的查漏补缺，乃是避免每个人“被收治”风险和精神病患者权利困境的第一步。尽快完成法律文本意义上的制度规范，理当成为捍卫公民权利迫不及待的紧急任务。

　　除此之外，我们或许还需关注，造成制度修缮迟滞以及执法懈怠的根源，仍是文化观念上对公民权利的轻视。这是一个“被”字句式时代，无论是正常公民被精神病，还是精神病人的权利被做主，不同的悲剧都逃不脱公民权利的被动式。那么，如何捍卫精神病人的权利？这或许还需要我们彼此围观之后抱团取暖，在共同关注的基础上去推动立法的修缮以及法制权威的确立，最终筑起现代公民坚不可摧的权利堡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