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继金融危机爆发后又一次全球性重大危机，在考验各国公共卫生应急能力的同时，也为人类提出了一个关乎生存的重大命题。

　　现有资料表明，世界卫生组织在过去5年中一直为预防继SARS之后的流感大爆发做准备，但猪流感的爆发依然引起了不小的恐慌。虽然目前尚无证据表明此次流感将造成大范围灾难，但每天从世界各地发出的消息充分证明病毒仍在继续传播。这种状况让目睹过SARS、禽流感、口蹄疫等新型传染病的人心有余悸，因为生产和接种疫苗都需要时间，采取隔离等方式控制疫情为时已晚，一旦疫情从地理概念上扩大范围，人道主义灾难可能无法避免。

　　这里说“人道”，当然是以人为本的共识，尽管此次疫情定义是“猪流感”，人们也很少站在动物的立场认真反思自己的过失，此情此景近年来可谓历历在目——时光倒退6年，一场禽流感在荷兰突然爆发，几天内有1800万只鸡被人类活埋，之后，禽流感疫情广泛活跃于全球，各国屠杀禽类的报道不计其数。从SARS到禽流感再到猪流感，似乎形成了一个规律，越是与人亲近的动物越容易被人伤害。由于滥捕滥杀、破坏生态平衡等现象遍及全球，使原本寄生于野生动物体内的病毒侵入到人体中，进而成为人类的“杀手”。

　　早有专家警告说，SARS、禽流感、口蹄疫等疫情大范围流行，最终是人类自食其果。从哲学概念分析，人类所奉行的是自我中心主义，总以为满足人的基本需要进行的捕杀、砍伐都是道德而合理的。人们以站在地球生物链顶端为荣，向来以征服者自诩，这样的价值观已经融于现代文明的血脉，无时无刻不在左右着人的思维和行为方式。特别是随着现代文明的到来，人类为了短期达到利己目的，“万物为我所用”的欲望空前增长，对大自然的掠夺随着科技的进步而更加疯狂。

　　缺乏自我反省意识是人类的共同弱点，不仅限于对大自然的傲慢，更主要的是总有理由为自己的过失开脱责任。比如，总部位于巴黎的世界动物卫生组织27日发表公报称，这种(猪流感)病毒与季节性流感病毒不同，它集中了猪流感病毒、人流感病毒和禽流感病毒的特征，但在猪身上并没有发现过，因此将其命名为“猪流感”病毒不准确。或者可以用最大的善意去领会他们的心理，但无论把一种可由猪直接传染给人的病毒叫什么名称，都不能掩盖疫情迅速发展的事实，更何况面对生死抉择，理论上称其为什么名称并不重要。

　　不敢轻视“猪流感”的爆发，是因为在人类的记忆中有黑死病、天花、出血热、西班牙流感等惨痛教训。比如，14世纪中期从中亚地区扩散到欧洲大陆的黑死病，在全世界造成了大约7500万人死亡。使各国政府左右为难的是，现代医学并不能预测疫情的规模和前景，从疫情发端地墨西哥的情况来看，猪流感疫情爆发突然，受感人数和死亡案例增长快速，具有明显的大爆发特征，但就此断言新的全球性流感暴发正在形成还为时过早。正像美国明尼苏达大学流感疫情研究专家迈克尔•奥斯特霍尔姆说的那样：之所以难下结论，是因为当前疫情介于可能发展的两个极端之间——既有可能在今后数周内烟消云散，也有可能仅是流感大暴发的开场戏。

　　毫无疑问，每一次疫情暴发都有其独特的一面，如果有特效药物或者可以预防，就不可能升级成瘟疫。既然人类并不能主宰大自然，就应该回归到主体与客体合一的状态，德国哲学家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说过：“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每一次胜利，在第一步都确实取得了预期的结果，但是在第二步和第三步却有了完全不同的、出乎意料的影响，常常把第一个结果又取消了。”哲学家的警示并非危言耸听，因为迄今为止人类依然在以生命为代价向大自然交学费。

　　应该说，此次“猪流感”的爆发恰巧验证了恩格斯的话，而这还不仅是大自然的一种报复行为，工业污染、大气变暖等已造成了更多的菌体变异。工业化文明越来越像一个潘多拉的魔盒，释放出来的魔鬼并非SARS、禽流感、口蹄疫，也就注定了不会以猪流感结束，比猪流感更加凶猛的病毒还有多少?还有多少类似“猪流感”病毒尚未出笼?由此想开去，似乎已经看到了悬在人类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在晃动，这是比任何瘟疫更可怕的灾难前兆。

　　中国道家哲学主张“天人契合”，理论上的“超脱”高于“顿悟成佛”，把“修心”置于了最高境界。极其遗憾的是，人类文明并没有朝着这样的最高境界进发，而是在利己方面发挥的淋漓尽致，即使被感染患病，也是衷心地祈愿上帝、佛祖、真主首先佑护自己。岂知，人类生命不过是地球生态之网中的一个结点，一旦生态链条被撕断，自己也将万劫不复。从另一个角度说，积极应对疫情固然重要，但应对毕竟总是被动的，主动的应对应该是尊重自然，师法自然，在自然面前把“人”字写得越小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