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15日公交车上一位老人突发病昏迷，因最近医院距事发地仅一站地，市民催公交司机赶紧送医，但司机因“担不起责任”坚持等120来处理，最后120救护车赶到时老人已死亡。事后，公交公司称司机无责任，是按规定办事。（7月16日《扬子晚报》）

　　事实上，如果面对一个处于昏迷状态，甚至有生命危险的病人，以“执行公司制度”为由拒绝施救，就有“见死不救”之嫌。何况，制度之上还有道义。即便不是在公交车上发病，在征求车上乘客的意见下，公交车突遇路人病危时，也有立即停车施救的责任。因为生命至上，理应救人为先。

　　透视“公交公司有规定，无法运送病人”的解释，其中隐含着的，更多的还是怕承担相应的责任和一种“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自私与冷漠。 “法律是最低的道德，道德是最高的法律”。但道德谴责越来越苍白无力，法律上也无支持。相反，纵观国外，通过刑法等加重对见死不救行为的惩戒并非个别。

　　《法国刑法典》规定：任何人对处于危险中的他人，能够个人采取行动，或者能唤起救助行动，且对其本人或第三人均无危险，而故意放弃给予救助的，处5年监禁并科50万法郎罚金。”《意大利刑法典》也规定：“对气息尚存、受伤或危急之人，疏于必要的救助或未即时通知官署者，处3个月以下徒刑或科12万里拉以下罚金。”

　　如果单靠道德拯救已无能为力，不妨学习国外的优秀经验，对之施以法律手段，惩治集体性冷漠，还人性与生命之美。此外，公交车司机见死不救当然可以批评，但是公交公司在人命关天的问题上，不予通融，甚至直言司机是按规定办事“没有责任”，难道就不应该谴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