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义的养成壮大，公益文明的开花结果，必须要有制度的土壤和社会的营养

　　在媒体报道中,一个耐人寻味的细节是,那些质问医院为何没有存血的人们，基本上自己并没有参与献血。由此，许多人也产生了这样的疑惑：今天的社会大众中，是否缺乏扶危济困、帮助他人的意识？

　　应该指出，道德层面的反思是永远必要的，但是如果仅仅止步于道德，则很容易流于表面，无助于问题真正的解决。另一方面，无论是汶川地震还是玉树地震，以及其他各种危难时刻，踊跃捐款捐物、志愿服务，乃至献出自己鲜血的实例也在告诉我们，这并不是一个没有温度的民族，人们并不缺乏爱心。所以，可能更需追问的是，是什么让民众本就具有的爱心、对社会对他人的同情与关注，无法汇集成一股温暖社会的有效力量？

　　对于“血荒”，或许我们更应当关注，是什么滞缓了人们走向采血车的步伐？或者说，如何做才能唤起人们走向采血车的热情？我们看到，在一些地方，与“血荒”同时发生的是某种“献血难”——就在南京遭遇“血荒”之时，出现了“献血不足300毫升遭拒”的事情，其原因仅仅是采血点没有配备合适的血袋。而记者在昆明采访时同样觉察到了献血难的问题：由于薪酬制度改革，采血员每采一袋血的相应奖励被取消，工作人员积极性受挫，献血车被指“姗姗来迟，早早收工”，被分析者称为“血荒推手”。

　　除此之外，对于献血过程安全性缺乏信心，受血者使用血液时遭遇到的异常繁琐的手续，对于血液用途某种担忧等等，都降低着献血者走向采血车的热情。倘若爱心献助时常遇到这样那样的冷遇，倘若公民的慈善热情不时被条条框框所束缚，单打独斗的爱心慈善、文明道德，必然会形单影只，难以蔚然成风。

　　在一个正常社会中，献血这样一种基于人人相互扶持、相互救助理念的社会公益活动，从根本上说，靠的是民众的自发力量，以及整个社会的慈善热情和公益文明。这种热情和文明的呵护、养成，离不开社会组织的有效运作，离不开政府的有效倡导参与，离不开各种规则制度的不断完善。比如，在强调“觉悟”、“奉献”、“公益”的同时，能否更加广泛地普及献血知识，帮助献血者打消“担心伤害身体”的心理顾虑？能否以更加公开透明的采集使用机制，帮助献血者打消“担心感染”的疑虑？能否设置更加灵活的献血时间地点，给献血者更多便捷？

　　毕竟，道义的产生可以源于内心的善念和自觉，但道义的养成壮大，公益文明的开花结果，则必须要有制度的土壤和社会的营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