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浙江破获了一起制售地沟油的案件，发现了一种新型地沟油，将劣质、过期、腐败了的动物皮、肉、内脏经过简单加工提炼后生产出油脂。不法商贩的伎俩也在不断变化，所以，如何不断完善相关法律法规，进行有效的监管，应该是我们一直都需要研究的课题。

　　周代我国已有食品安全法律

　　周代，尽管囿于技术落后及交通不便，食品安全事件似乎不多，但由于食品安全关系重大，统治者还是非常重视并作出了特别规定。周代的食品交易主要是以初级农产品的直接采摘、捕捞为主，所以对农产品的成熟度十分关注。

　　据《礼记》记载，周代对食品交易的规定为：“五谷不时，果实未熟，不粥于市。”（《礼记・王制第五》）这里所讲的“不时”是指未成熟。为了保证食品安全，在周代，五谷果实未成熟时，是严禁进入流通市场的，这主要是为了防止未成熟的果实引起食物中毒。这一规定被认为是我国历史上最早的关于食品安全管理的记录。此外，为杜绝商贩牟利而滥杀禽兽鱼鳖，周代规定：“禽兽鱼鳖不中杀，不粥于市。”（《礼记・王制第五》）即不在狩猎季节和狩猎范围的禽兽鱼鳖，不得在市场上出售。

　　唐朝时法律最为严格

　　汉唐时期，商品经济高度发展，食品交易活动非常频繁，交易品种空前丰富。为杜绝有毒有害食品流入市场，国家在法律上作出了相应的规定。

　　汉朝是对有毒食品处理方式规定最为明确的朝代。汉朝《二年律令》规定：“诸食脯肉，脯肉毒杀、伤、病人者，亟尽孰（熟）燔其余。其县官脯肉也，亦燔之。当燔弗燔，及吏主者，皆坐脯肉臧（赃），与盗同法。”意思是，如果有肉类因腐坏等因素可能导致中毒的，应尽快将变质的食品焚毁，否则将处罚肇事者及相关官员。

　　而在唐朝，相关的法律也极其严格。《唐律疏议》规定：“脯肉有毒，曾经病人，有余者速焚之，违者杖九十；若故与人食并出卖，令人病者，徒一年，以故致死者绞；即人自食致死者，从过失杀人法。盗而食者，不坐。”从《唐律疏议》的规定可以看到，在唐代，知脯肉有毒，却不马上焚烧销毁的，构成刑事犯罪分为两种情况，处罚各不相同：一是明知脯肉有毒时，食品的所有者应当立刻焚毁所剩变质食品，以去后患，否则杖打九十。二是明知脯肉有毒而不立刻焚毁，致人中毒，须视情节及后果加以科罚。具体说，凡故意以有毒脯肉馈送或出售，导致使用者中毒的，食品所有者要被判处徒刑一年；使人中毒身亡者，要被判处绞刑。而他人在不知情的情况下食用了未被焚毁的有害食品而造成死亡的，食品所有者以过失杀人论罪，要支付一定的金钱来对受害人进行赔偿；他人窃盗而食致中毒身亡的，食品所有者不负责任，但须杖九十。

　　当然，如果将有毒的食品拿给尊长卑幼食用，欲加杀害他们的，就不援引此项法律，刑罚将更重，对馈食尊长者准谋杀尊长罪，馈食卑幼者依故杀卑幼科。《唐律疏议》云：“其有害心，故与尊长食，欲令死者，亦准谋杀条论；施于卑贱致死，依故杀法。”

　　《唐律疏议》中“脯肉有毒，曾经病人，有余者速焚之”与《二年律令》中“诸食脯肉，脯肉毒杀、伤、病人者，亟尽孰（熟）燔其余”的规定是完全对应的。

　　不过，唐律条文要比汉律条文的规定更为详尽周密。《二年律令》中“当燔弗燔，及吏主者，皆坐脯肉臧（赃），与盗同法”的规定，似乎更加注重对犯罪者以价值追求为出发点的经济动机的追究，而《唐律疏议》更加强调追究犯罪者行为对生命的伤害。《二年律令》中有关“其县官脯肉也，亦燔之”的规定，以及“吏主者”也要承担法律责任的内容，则是《唐律疏议》中所没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