辣条“黑作坊”夹缝求生记
一家没有生产许可证的辣条作坊，在食品安全监管日渐加压的背景下，从城市逃离至偏远农村，且几年来像“打游击”一样东躲西藏，负债经营，艰难求生。
记者近日暗访河南农村部分食品市场发现，这一辣条“黑作坊”的遭遇，堪称近年来农村“问题食品”现状的缩影：一方面，在监管力度加大、行业洗牌升级的双重作用下，类似不法作坊的生存愈发艰难;但另一方面，由集中到分散、由半公开到地下隐蔽作业的新趋势，也对原本监管力量就比较薄弱的农村食品市场提出了新的挑战。
“黑作坊”四年换了三个地儿
“工人都在家过年，现在还没法生产，但眼下是旺季，得做好开工准备。”农历正月初九，记者在豫东某县县城见到老贺的时候，他正开着一辆半旧的面包车忙着采购原料，主要包括一些食用油、香精调味料等。
41岁的老贺是一家麻辣小食品作坊老板，入行至今10年有余。2011年4月，他把自己的作坊从老家江西南昌迁到了河南郑州。交通便利、原料成本低廉、劳动力资源丰富，多重优势叠加之下，彼时以郑州管城区为中心，形成了一条颇具规模的小食品产业带。
就在老贺踌躇满志，准备大展拳脚之际，一场针对小食品加工厂的整治风暴不期而至。2011年5月22日，北京市查处60种不合格调味面制品，有53种出自河南，其中36种集中在管城区。重拳清查之下，尚未取得生产许可证的老贺，只好将刚投产的作坊转移至河南汝州市。但不久后，又悄悄地回迁至离郑州较近的新郑市一处城乡接合部。
2014年年底，因为所租民房面临拆迁，老贺再次将作坊搬到了更为偏远的豫东某县乡下。这也是不到4年的时间里，这家辣条“黑作坊”的第三次搬迁。
“从春节前到学校开学、正月十五这段时间都是旺季，但现在到处都查得严，我节前只生产了半个多月。”老贺说。
记者注意到，在城市监管加压之下，像老贺这样将作坊搬迁至偏远农村“打游击”，正成为小食品生产的一种趋势。在离老贺作坊不远的一个村子里，沿着约3公里长的乡道，两边分布着10来家麻辣食品厂，都隐蔽在高墙大院、铁门紧闭的民房里，没有门牌和厂名，只有空气中弥漫的油腻腻的麻辣味，提示着这些加工点的存在。
工人边抽烟边干活
几经周折，记者得以进入附近的几家麻辣食品厂区内部。已经开工的几家食品厂，现场情景基本相同：巨大的简易车间里，两名工人负责给不停转动的搅拌器添加原料，并将高温膨化后的麻辣条等产品倒在传送带上。几十名女工成排就座，不停进行小包封装。
和几年前在郑州暗访所见相比，上述作坊堪称“鸟枪换炮”：一是场地面积明显扩大。从两三间房子几百平方米大小扩大到占地1000多平方米以上，有的甚至达到2000多平方米;二是生产设备升级。从价值几千元的小机器换成了10多万元的生产线，全线开工每天可产上千件，仅包装女工就要四五十人。
说起作坊生产的卫生状况，老贺直言：“以前原料、产品都在地上的，确实是乱搞，现在基本不下地了，真的好多了。”
然而细察之下，操作不规范与可疑之处仍不少见：以车间工人为例，除了围裙外，多数没有戴手套、口罩和帽子，有的工人边抽烟边干活，还有的手指缠着创可贴直接抓取辣条进行封装;生产所用食用油都装在数十上百只白色塑料桶里，从外面看不出任何标识。有的甚至成堆码放在污水横流的墙角。一位老板表示，整条街上的作坊，有的有生产许可证，有的没有，具体情况“不好说”。
记者还注意到，除了工人进场、下班，外来车辆运送包装等，平时这些作坊一律闭门作业，外人很难进入。加之隔着层层院墙，尽管现场机器轰鸣，从外面路过也难听出任何响动。
添加剂使用“凭经验”
尽管车间里都开着排风扇，但油腻的麻辣味仍然熏得人透不过气，时间长了甚至会恶心作呕。老贺介绍，辣条的主要原料是面粉、辣椒和食用油，根据口味不同还会加入香精、调味料等，浓重气味就来自这些添加剂。
记者发现，尽管相关作坊从内到外都在“鸟枪换炮”，但最核心的技术环节——口味配方和添加剂使用，多数仍停留在“跟着感觉走”的阶段，操作规范非常模糊，致使添加剂滥用已成为最突出安全问题。
一家作坊的技术工人说：“各家添加剂使用配方不同，通常是凭经验，要甜味的就加甜蜜素，要牛肉味的就加牛肉粉香精，因为主要针对农村中小学生，孩子们觉得好吃就行。”
北京市食药监局公告显示，今年以来当地共发现8款辣条产品甜蜜素超标，其中来自郑州的佳俊食品厂屡次上榜。专家称，甜蜜素摄入过量会危害人体肝脏和神经系统，对于代谢排毒能力较弱的老人、孕妇、小孩危害更为明显。
由于媒体曝光和政府重拳整治，连番搬迁的老贺近年来没赚到钱，反而还欠了10多万元的债。他一度想转行，又很怀念以前的时光：“现在全河南麻辣厂大小300来家，但大厂越来越大，小的很难活。家里人都反对再做下去，可我还想等等看有没有翻身的机会。以前有证没证最多有2000多家，随便一台小机器一年也赚二三十万元。”
河南一基层工商所工作人员表示，农村市场点多面广，加上消费者自我保护意识差、基层执法人手少，由此形成监管薄弱地带。随着不法作坊的分散流入，农村“问题食品”的监管面临着从生产到流通的全链条挑战，任务更加艰巨。
“长远看，政府一方面应加强监管，重拳整治非法生产者，另一方面也要严格落实行业标准，引导产业升级，以此淘汰落后产能。”他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