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5月底至今，房山区史家营乡数个已关停煤矿中，200余名矿工陆续查出染上尘肺。他们要取得诊断报告，必须由煤矿提供工作关系和职业史等证明材料。由于煤矿关停、矿方拒绝出具等原因，这些尘肺工人的维权陷入困境。

　　自河南工人张海超“开胸验肺”，发誓讨回人间公道，并真在舆论的强大压力下，成功获赔61.5万元至今，身陷职业病维权困境者，不是更少而是更多了。当然，即便对张海超来说，所谓“成功”也含泪带血，患这种病的人，生命一般不会超过7年。更重要的是，像他这样的“成功”维权者，也不是更多而是更少了。

　　为什么身陷困境者更多了？一是更多身染尘肺的工人不再沉默，潜在水底的冰山开始暴露；二是更多媒体自觉将关注的目光，投向尘肺患者这一特殊人群；最重要的还是，“开胸验肺”这起极端个案，虽曾引起轩然大波，却没有从根本上推动职业病防治制度的良性变革，出现了更多新的尘肺患者。

　　又为什么“成功”维权者更少了？在“开胸验肺”事件发生后，公众曾找出了很多问题，并给出了相应的解决方案，如紧急修订职业病防治法，改革诊断与责任认定办法等，以便及时救助尘肺患者。然而，“开胸验肺”事件已过去一年有余，职业病防治法的修订依然“在路上”。

　　200余名矿工集体陷入维权困境，该开谁的胸，验谁的肺？显然，不该是这些矿工，而应是相关法律制度，以及奠基它们的政策伦理。

　　矿工们难维权，据说是矿工没单位可寻，政府无政策适用。那么，当初关停煤矿，遣散矿工时，适用的是什么政策，对由此造成的后果，当地政府该承担哪些责任？用人单位已关闭，因而无法核实，这并不是理由，当初关停煤矿时，难道没核实矿工名单？对此，很有必要责任倒查。

　　眼下，应先由政府兜底，治病救人要紧；此后，再查找政策漏洞，并依据法律程序，向相关责任人追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