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上午9时30分，这起备受社会关注的“刺母案”在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第一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检察机关以汪佳晶犯故意伤害罪为由向法院提起公诉。此前，汪佳晶经司法鉴定被确定患有精神分裂症。

　　“我脑子一片空白”

　　今年3月31日，在日本留学近5年的汪佳晶从日本东京乘坐飞机回到上海浦东。登机前，汪佳晶曾致电母亲急需生活费，表示自己“没钱了，都要饿死了”，在遭到母亲拒绝后，汪佳晶愤然搭机回国。

　　当晚8时30分，汪佳晶抵达上海浦东机场，拿好托运行李后，他在候机楼见到了母亲。汪佳晶事后承认，当时他问母亲的第一句话就是“钱到底有没有，给不给我”，然后双方发生争执，汪母明确表示已没有财力再供其继续求学，汪佳晶随即走向出口处，汪母紧随其后。当听到身后的母亲唠叨“要钱没有，要命一条”时，深受刺激的汪佳晶从随身的托运行李包内拿出两把尖刀，对母亲头部、手臂、腹部、背部多处进行砍、刺，毫无防备的汪母受伤后最终倒地，汪佳晶在逃离现场时被民警抓获。汪母的胃、肝等多处内脏破裂，一度生命垂危。经法医学鉴定，其伤势构成重伤。

　　“我脑子一片空白。”到案后，汪佳晶曾这样描述自己袭击母亲时的情形。

　　2011年6月，经司法鉴定，汪佳晶患有精神分裂症，具有限定刑事责任能力，具有受审能力。8月1日，公安机关以汪佳晶涉嫌故意伤害罪向检察机关移送审查起诉。9月14日，检察机关正式向浦东法院提起公诉。

　　“我做母亲的不称职”

　　在今天的庭审中，公诉人指出，被告人汪佳晶持刀故意伤害他人身体，致人重伤，应当以故意伤害罪追究其刑事责任，依法应判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鉴于汪佳晶作案时具有限定刑事责任能力，依法可以从轻或减轻处罚;汪佳晶到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依法可以从轻处罚。

　　而作为受害人的汪母则非常后悔，表示自己做母亲的“不称职”，没有及时带儿子治疗精神疾病。在今年日本地震时，儿子曾经告诉她“耳朵里有异响”，而早在2009年，她和丈夫也已经发现儿子的行为有些异常。“有一次他回国，我们3个人走得挺好，突然他大叫一声，我们都觉得很奇怪。”面对站在被告人席上的儿子，汪母再三强调，事发时儿子并没有逃离现场。“他看着我，我对他说‘你走呀，你走，妈妈不会怪你的’,可能他当时发病，不记得了。”当说到儿子原本明年就可以毕业时，汪母一时哽噎。

　　当法官询问汪佳晶“为什么会带两把刀”时，汪佳晶表示，其在日本留学并非一帆风顺，他在超市买了两把尖刀是为了“防身”。汪佳晶还表示，他在日本留学后期曾多次搬家，总觉得“住到哪里，就像人家跟着我、整我”。

　　法庭上的汪佳晶显得迟钝寡言，回答问题时往往三言两语不得要领，仅有一次对自己的行为表示“很后悔”。而在最后陈述阶段，汪佳晶居然匪夷所思地声称“没什么说的”。

　　值得注意的是，汪佳晶的辩护律师在庭审中为汪佳晶进行了无罪辩护。律师认为，根据检方提供的司法鉴定意见书，谈及汪佳晶“自知力无”，这证明事发当时他已经完全丧失了辨认自己行为的能力，既然作案时属于发病期，主观意识已经丧失，汪佳晶应当不负法律责任。

　　对于辩护人的这一说法，公诉人认为，这是“断章取义”，鉴定书所说的“自知力无”是指汪佳晶在被鉴定机构问及在日本遭受的种种不如意时，“显得情感欠协调，主动意志活动病理性增强，记忆、智能尚可，自知力无。”

　　至于鉴定书对汪佳晶作案时的控制自我行为能力，公诉人认为鉴定书的分析已经非常明确，鉴定书的意见是，汪佳晶患有精神分裂症，本次伤害母亲行为源于因为要钱与母亲发生争执，而并非受幻听、妄想等精神病性症状的直接影响，但作案时处于发病期，细腻情感方面存在明显障碍，对作案行为的控制能力削弱。公诉人指出，“控制能力削弱”的意思就是指没有完全丧失辨认和控制能力，根据刑法第十八条第三款的规定，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犯罪的，即限定刑事责任能力，应当负刑事责任，但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在经过一个半小时的法庭审理后，审判长宣布法院将择日作出宣判。

　　一个不能忘记的外国人

　　在审理这场令人心痛的“刺母案”中，有一个人虽然没有出现在现场，但是却让法庭中所有在场者都为之动容，他就是斯洛伐克籍人雷蒙。

　　检察机关在庭审中宣读了一份对雷蒙所作的询问笔录，笔录中记载，事发当天，雷蒙正走在浦东机场候机楼的步行道上，他准备前往2号航站楼乘坐汉莎航班前往德国。这时，他突然看见“一名男子用刀袭击一名女子，在女子逃跑的过程中，那名男子数次用刀朝女子的腹部刺去，后来，又朝女子的头部刺了两次，那名女子就倒在了地上，倒下后，那个男的又朝受伤女子的腹部刺了几下并企图逃跑。”

　　有很多人像雷蒙一样目睹了这场血案，但雷蒙是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跑到汪母身边的人。雷蒙在笔录中这样说：“我看到受伤女子躺在地上，身旁到处都是血，就想帮助她。在医生到达前，我用包着T恤的手捂住受伤女子头部和腹部的伤口进行了急救，直到医生到达现场。”

　　一个素不相识的外国人，在看到别人生命垂危时伸出了援手，汪母在庭审中也百感交集：“我倒下了，看到很多人在边上，没有一个人走过来，只有这个外国人来了，解开我的围巾，压住了我的伤口。”

　　案外人语

　　愤怒、感慨，或许是多数人看到这起“机场弑母案”后的第一反应。但在谴责之后，我们还需对这起案件进行深刻的反思。可以说，正是家庭教育问题、心理健康问题等多重因素的叠加，才造成了这场弑母悲剧。

　　留学本应自立或部分自立，但据相关报道，汪母出于对孩子的溺爱，包办了一切。经济上包办，精神上关注不足，养而不教的后果，是汪某极端行为产生的根基。

　　中国传统文化注重“孝”道，但学校里的相关课程却可以说是乏善可陈。学校教育应把传统文化中对品德教育的重视传承下来，把品德和素质教育放在首位。

　　此外，海外留学生也面临心理健康问题。留学生在海外生存不易，语言障碍、学业负担、经济负担及人际关系等，产生的压力外人难以了解。留学生们应该重视自己的心理健康问题，除了在学业上努力奋斗，还应多参加活动、多交友，努力融入周围环境，保持健康的心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