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了解，医药市场上的廉价药正在一点一点的消失，取而代之的是黄牛的倒卖生意。近日有媒体报道，一盒治疗罕见的婴儿痉挛症的注射用促皮质素（ACTH）正常零售价只要7.8元，但在很多家医院却难觅踪影，而“黑市”上的售价竟超过了4000元，即使是这样的“天价”，由于药品本身的稀缺性，也仍然不容易买到。

　　其实，廉价药出现“药荒”已经不是新鲜话题。早在5年前，我国就出现过“救心药”鱼精蛋白缺货现象。而在今年的4月，成都某风湿性心脏病患者在入住医院等待手术的过程中。医生却告诉她，因为缺少名为鱼精蛋白的药，手术没法进行。可想而知，在这种情况下，“等药救心”的患者是何等焦灼。

　　廉价药每年消失几十种

　　近年来，廉价救命药临床短缺并非个例。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中国医药企业管理协会、中国医药企业家协会会长于明德曾表示，廉价药品正在以每年几十种的速度消失。

　　2011年，一项对全国12个城市42家医院临床用药情况的抽样调查显示，在基层医疗机构，国家和地方增补的基本药物一般有500多种，而医院廉价药缺口已高达342种。其中，212种药的价格在30元以下，130种药价格在10元以下，10元以下的短缺药中，5元以下的药品占了69%，3元以下的占42%。

　　由于廉价药的中标价被一降再降，当便宜到没有利润乃至亏本时，等待它的命运就是自动停产或者改头换面。

　　换“马甲”变“新药”价格攀升

　　在政府招标过程中，一般而言，招标的原则是“低价优先”，在质量差不多的情况下，谁家价格低，就用谁的。如此一来，小企业以牺牲质量来压低竞标药价，大企业出于对品牌的保护拒绝“以次充好”，劣币驱逐良币，结果是不少大企业反而在廉价药的生产中败下阵来。

　　有业内人士认为，在招标过程中，小的企业恶意竞争，有意降低价格，使得中标价格没有最低，只有更低，所以在这种状况下，一些廉价药中标就非常低，远远低于成本价，这就使得企业没法继续生产了。武汉市某医院药剂科科长沈君华（化名）直言，因为成本上涨，中标药企放弃生产或向医院断供的例子越来越多。

　　面对微薄利润，甚至无利可图的廉价药，厂家出于市场本能通常面临两个选择：要么淘汰，要么“研制”新药。同一种药，换个名称，换个包装，换个批号，身价就可以翻上几倍甚至几十倍。

　　对于药企，药品生产许可证号是宝贵资源。一种新药要获得国家批准通常需要3年。一些药企出于利益驱动，干脆给廉价老药换上新马甲，如此一来，一些廉价药脱掉“廉价”的外衣，在“改良”幌子的全新包装下，一种“换汤不换药”的所谓新药重出江湖。而这每一次“蜕变”，都意味着价格的飙升。以消炎药为例，从四环素到阿莫西林再到头孢的蜕变，与之紧随的就是价格从几毛钱到四五元钱再到二十多元钱的攀升。

　　涨价并非廉价药“新生”之道

　　今年4月，国家卫计委等八部委联合发文，明确“取消最高零售限价，让廉价药生产企业能够根据药品生产成本和市场供求状况自主定价”。此后，国家发改委发布《发改委定价范围内的廉价药品目录》，取消530种药物的最高零售价。这一系列新规的出台，给廉价药涨价亮了“绿灯”。那么，问题来了，提价能让廉价药迎来“新生”吗？

　　有药企相关负责人认为，之所以出现廉价药短缺的情况，主要原因是因为“价格太低”，而随着原材料、人工、物流等成本的上升，一些廉价药生产成本逼近售价，因此企业不得不停产，解决之道则在于“提价”。然而，对于提价拯救廉价药的做法，也有药企负责人持不同的看法，认为虽然廉价药涨价是一种保护性措施，但在目前高价药风行的状况下，廉价药依然很难生存。而且，按照目前的定价标准，就算涨价，对于生产企业的利润而言还是杯水车薪，让其重回患者手中难度不小。

　　其实早在2006年至2008年，北大医药管理国际研究中心主任史录文曾受国家发改委的委托，就短缺药品情况做过调查研究：从实际情况看，一些药品之所以短缺，并不完全因为价格低。有的是因为非常规、用量小，有的是因为毒副作用大，有的是因为生产要求高。分析认为，对于短缺药品，如果不加认真分析，不问青红皂白，一味提高价格，很可能保护了落后药品，保护了落后企业，对医药产业不利，对群众健康不利。

　　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胡善联也撰文指出，保证药品的生产、供应、使用，需要有系统的政策性保障措施，而不仅仅只是管理价格的问题。一方面，国家要进行宏观调控；另一方面，也要用市场的手段促使政策发挥出作用。

　　企业以追求经济利益为目的，政府则天然负有保障民众生命与健康的职责。正因为如此，在不少传统廉价好药因为市场原因出现缺货情形下，政府有必要通过有形之手实施调控，保障市场供应，让广大患者能够购买到、使用上传统廉价好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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