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在未获批准情况下开展静脉滴注(即“输液”)业务，交罚款成了江明的“必修课”。按照江明的说法，虽然罚款数额不断加码，但并没有阻止他和许多同行给病人打吊针。在这些村医看来，“被罚”成了开展输液业务的必要前提。“收了钱，卫生局就不管了。”江明说。

　　罚金数额可讲价

　　2005年，江明考取村医资格。根据相关规定，只有具备执业助理医师以上资格的医生，并配备注册护士和必要抢救设施，经批准才可开展静脉滴注。对照上述条件，虽然江明一项也没有达到，但从业5年来，输液在江明所在的卫生站一直是主营业务。“每天门诊量约2、30人，一半以上要输液治疗。”江明告诉南方农村报记者，输液疗效更快，特别是随着人体耐药性增强，一些常见病单靠吃药已难见效。

　　江明的卫生站每月营业收入千余元。“现在卫生局一次就要罚掉我近一个月的收入。”江明说，最近一次罚款发生在2010年10月，雷州市卫生局检查人员开出了一张2000元罚单，自己死磨硬泡，最终将数额“砍”到1200元。

　　在江明的村医朋友中，几乎每个人都曾有过因违规输液而被罚款的经历，数额大多成百上千。

　　虽然违规事实让许多被罚村医无力辩白，但雷州市卫生局的某些做法还是让他们颇有微词。一些村医发现，罚款数额一般与卫生站的营业收入挂钩，“病人越多的卫生站，罚得越重。”白沙镇一位村医说。

　　白沙镇村医张生主要从事中医诊疗，从未给病人输液。11月26日，张生告诉南方农村报记者，自己也曾被以违规打吊针名义罚款400元。

　　医室简陋存风险

　　11月26日，南方农村报记者走访白沙镇多家村卫生站后发现，部分农村卫生站条件仍然十分简陋：一些药房内，药品与杂物混放在一起；在进行输液的“注射室”，大多只有一两张供病人坐卧的床，而缺乏必要的急救设备。同时，许多村医也没有接受过输液方面的专业培训。

　　对于在不具条件村卫生站输液的潜在风险，一些村民并未意识到。11月26日，在白沙镇一家卫生站，一位刚刚接受完输液的大婶向南方农村报记者表示，自己没想那么多，“等会还要下地干活呢，哪有时间跑到外面去看病。”她告诉记者，镇卫生院离村子将近20公里。

　　“这就是农村的实际。”白沙镇村医阿水认为，以目前村级医疗机构软硬件整体水平，要想在短时间内达到从事输液业务的“准入资格”难度很大。

　　“抽血”不如多“造血”

　　11月26日，雷州市卫生局一部门负责人告诉南方农村报记者，在全市500多名村医中，有执业助理医师资格的不到10%，符合开展静脉滴注条件的村卫生站就更少，“但明知违规，绝大多数村医还是从事此项业务。”

　　雷州市卫生局工作人员在定期检查中，对从事违规输液的村卫生站，一般按《医疗机构管理条例》进行处罚。根据该《条例》，医疗机构诊疗活动超出登记范围的，由县级以上卫生行政部门予以警告、责令其改正，并可以根据情节处以3000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吊销其《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雷州市卫生局这位部门负责人表示：“对于违规者，罚款是目前主要的处理方式。”

　　作为监管者，这位负责人认为，简单罚款对遏制违规输液起不到明显作用。“一是群众有这方面的需求，二是村医大多追求经济效益，卫生局也不可能天天在场监督。”他分析道。

　　据了解，曾有十多家村卫生站向雷州市卫生局提出开展静脉滴注业务的申请，但因符合要求的寥寥无几，所以至今尚无获批者。

　　在记者采访中，部分村医建议，“抽血”不如多“造血”——卫生行政部门与其疲于罚款，不如组织村医进行相关方面的业务培训，加强村卫生站的硬件设施建设，帮助村医早日摘掉违规输液的“帽子”。 (文中村医为化名)

　　■记者观察

　　集体违规何以成常态？

　　广东省卫生厅2008年4月29日发布实施的《村卫生机构管理办法》，被视为静脉滴注业务正式对村医解禁的标志。

　　毋庸置疑，静脉滴注是一种存在较高风险的诊疗方式，其对医生、护理、设施等方面理应有更为严格的要求。2009年7月，五华县华城镇一村医违规为患者进行静脉滴注，造成一名五岁小孩因药物过敏反应死亡。事后该村医辩称，卫生站输液是普遍现象，自己只是违规，并不违法。而该卫生站所受到的处罚，也只是被责令停业整顿一个月。

　　大多数情况下，一些地方的卫生行政部门对违规输液这一村医业内的“潜规则”，多采取或罚款了事、或变相默许的态度。村卫生站数量多、分布散，成为监管部门的“苦水”。另一方面，出于对村卫生站软硬环境的担忧，卫生行政部门在审批村医从事输液业务的申请时，仍有颇多顾虑。2009年12月17日，南方农村报曾以《农村卫生站该不该输液？》为题报道了从化市部分村卫生站已符合开展静脉滴注的要求，但当地卫生行政部门仍不肯批准，理由是输液容易引发医疗事故，在当前监管力量不够的情况下，“还需谨慎”。

　　村卫生站违规输液，是目前全省普遍存在的问题。一方面，村医的整体资质水平及村级医疗机构的设施现状，与从事静脉滴注的准入条件还存在较大差距；另一方面，农民的就医需求和卫生行政部门一罚了之的简单做法，也为这种集体违规提供了生存空间。而政策困境的背后，则是农村医疗资源的长期稀缺和财政投入的相对乏力。 （来源：南方农村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