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此，一方面固然是因为中国各地差异性太大，众口难调；另一方面，我们以往比较偏重于“治病”——比如患者看不起病，那就给予补贴，既补贴患者，还补贴医院；看不起病是因为费用高，所以降检查费用、压药品价格。医生服务态度不好，于是软硬两手抓，一手搞医德医风建设，一边摄像机、纠察队在医院到处转。这些表面看起来很对症，可是效果却不显，主要是因为大多立足于解决问题，却忽视了导致问题的根本因素：人，以及人性的两面。因为只“治病”而不是“治人”，所以治标不治本。
我曾在《看病也需要智慧》一书中打过一个比方：两只刺猬需要相互靠近才能互相取暖，可是靠得太近又彼此被对方的刺儿刺痛。聪明的小朋友可能就会问，那为什么双方不把刺儿给收起来呢，收起来不就既不会彼此伤害，又互相取暖了吗？——可惜，这两只刺猬不收刺儿的故事正在医患之间上演。其实，看病过程中的众多问题归结起来，不外乎一条：医患关系问题。在医患之间，就医过程中医生处于相对强势地位，对于特定的患者来说，关键是坐在他对面那个穿白大褂的人。如果那个人心平气和，高风亮节，技术又好，就烧高香了。另一方面，在整个社会中，人数占优的患者和潜在的患者又成了相对的强者，他们对医方的评价及舆论压力使医方，尤其是一线医生某些时候有苦说不出。可惜，我们往往只记住了自己的弱势和不满，却有意无意忽视了后一点，因为我们强调“医者父母心”，忘了他们在其他方面也是和我们一样的普通“人”，既有正当的利益需求，也有人性的贪婪。
所谓法理，无外乎人情。老百姓对大处方深恶痛绝，但当下医院的生存之道就是“以药养医”，我们固然可以从道德层面去抨击开大处方的医生，但换成自己从人性的角度呢？退一步，医生不开大处方，自己几十年清贫，惨淡度日，道德是够高了，可是这样对她够人性吗？所谓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才公平，如果现实却是好人一辈子穷困潦倒，开大处方的“坏人”活得很滋润，这岂不是没天理？另一方面，医生不开回扣药是基本要求，可如果他不靠回扣药日子过不下去，我们挥舞道德大棒抨击，除了增加他的愤懑和不满，还有什么好结果？即便我们谴责他，用严刑峻法限制他开回扣药，但他的实际问题没有解决，“看病贵”也许不那么贵了（几乎不可能，因为他不得不想其他办法来补缺），但他内心的不平不正是“服务差”的根源吗？
由此，医改的核心，应该是保障正当利益下的人本回归：患者之于医者，是“看病人”而不仅仅是修机器般地治病；医者对于患者，那也不是廉价的治病机器。这其中起主导作用的是一线医生，所以我们要做的，是在彰显人性良善一面的同时，从制度上遏制人性的贪婪。只有这样，才能彻底解决看病贵、看病难。
具体到操作上，可以通过对一线医生直接制约、直接补贴和纠偏来扬善抑恶。
也许有人马上会反对——医生的待遇已经够好了，医生的收入那么高，怎么还要补贴他们？其实不然，一般老百姓只看到了大医院富得流油，其实并不了解医院与医院之间、医院内部不同医生之间的差别，尤其是一线医生的实际情况。
我们现行的补贴机制，是补医院和患者。对医院的补贴，是拨款给医院。而医院部分或全部充作了办公经费，部分拿去起了漂亮的高楼大厦，当然有时候也部分用于添置必要的仪器设备。其实，空间够用，保证卫生、整洁就完全满足医疗条件了，老百姓不需要富丽堂皇的医院大楼，医生也不需要。所以很多时候，高楼大厦只是富了庙和方丈，却穷了和尚，而和尚却是直接和患者打交道的。另一方面，方丈和大小主持们本来已经很富有，而临床一线的穷和尚们大多正急需钱——已经很富有的坐享其成、锦上添花，吃苦受累的收益却少，如何能平？不平则鸣，穷则生变，于是拿患者出气或打患者的主意。这时候，激发和彰显的只是人性恶的一面，看病如何不贵、不难？
所以，富庙穷和尚绝不是以人为本，和尚整天挖空心思捞钱也不全然是人的本性。与其直接补贴医院（财政拨款、以药养医）和患者（公费医疗、医保），与其经过中间层层盘剥，不如改变分配比例，从中拿出部分直接补贴到一线医生的工资卡上，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说是为灰色收入解套也好，对坚守道德、不开大处方和回扣药者的救济或是人性光辉的奖励也罢，我们都需要保障他们的利益。而从对三方补贴的效果来看，就医过程中，除去必要成本外，把同等金额的钱重点补贴医院、患者，和重点补贴就诊医生之间，选直补一线医生无疑是最高效的——补贴医院只是打折扣地间接让医生（未必是一线医生）获益；补贴给患者很有可能成了非完全必要开支，因为从某种程度上讲，是一线医生在控制成本并决定医疗费用。既然如此，我们为什么不精确打击呢？
具体来讲，针对区县级和区县级以下的医务人员，可以参照财政直接给教师工资到卡的模式，由财政或社保基金直接给相关医生。至于补贴标准如何，可以参考当地中等生活水平；对于哪些人该补，最关键的指标是患者的满意度——医院和相关管理部门可以硬性规定，由主治和参诊医生负责患者必须要对主治、参诊医护人员评分（如患者没有评分，则视为不满意），并参考统计一线医生的当班时间、夜班个数（不少医院，辛辛苦苦值一个夜班3、5块钱，还不够一碗泡面）和工作量。有条件的地方，可以由患者凭病历卡、缴费卡或医保卡的刷卡记录，在出院或离院前对医护人员刷卡评分；条件不具备的地方，可以设置投票箱和纸质卡片评分。如此一来，患者在就医过程中对医生有所制约，地位有所提升，同时看病费用的减少，会直接导致医保费用的降低；从国家投入的角度，补贴给广大患者的医保费用下降部分转支付给一线医生，补贴给医院的费用直接给一线医生，相比从前支出并没有增加，甚至会降低不少。从一线医生的角度，即便不开大处方、拿药品回扣，也可以堂堂正正通过对病人的优质服务得到较高的补贴或奖励，不仅体现了他的价值，也实打实改善了他的生活。所以，这是一个三赢的局面，只不过庙里和方丈、主持们收益减少罢了，而这并不会导致看病更贵、更难。
对于三级医院，除了以上办法，还有其它选择，因为病源有保证，庙和方丈主持、和尚们的收益总体上是有保障的，要做的不过是平衡。可以一方面改革分配体制，向一线医务人员倾斜；另一方面，鉴于三级医院实习、进修人员较多，本院医生实际处于相对富余状态，可以派出去支援基层医院，也可以考虑排班时排主、副班，备班，通过给予他们富余时间让他们自己去获得收益。这样既保证了他们的利益，对于社会来讲更充分地利用了有限的医疗资源，实际也是双赢。
当然，高新未必养廉。如果按照上述办法，给了正当出路和奖励（鼓励人性善的一面彰显），还有人打歪主意，那就一方面完善堵塞漏洞的措施（以此遏制人性贪婪的一面），比如上述的让患者直接考核医生对其评分、改“以药养医”为同药同价、重奖举报疑似开回扣药品者、要求医生就某些药品的使用必须向患者解释，否则患者可以评分不满意等；另一方面名正言顺地依法严惩，比如只要证实一次开回扣药，不论金额，不需要其他证据，只要证明该药为回扣药，即一律吊销医师执照。相信，一方面是患者的监督制约，一方面可以通过正当途径获得较高收入，一方面严罚伺候违规，三管齐下，依照人趋利避害的本性，看病贵、看病难的问题必将大幅改善。
如此，通过扬善抑恶，医生体面地拿钱和善待病人，病人不拿着放大镜以圣人标准要求医生，和谐矣。(来源:光明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