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晚9时许，吴女士接到敬老院电话，称其父亲意外死亡。报案后，公安机关经侦查发现，吴先生是被同屋居住的时先生用钝器打击头部，致使颅脑损伤而死。事发后，时先生被刑拘，但经鉴定，时先生系智障人士，无刑事责任能力，其随后被释放。

　　床，一个温馨的所在。

　　对于上海316万60岁以上的老人而言，床可能成了一种担心。

　　围绕着一张床，温馨和担心的转换，每天继续着……

　　家里那张床：买医用床、自改家庭病房

　　现象：民居无奈变“病房”

　　今年82岁的老孟有3个子女，两个女儿一个儿子，最大的女儿已年过六旬，小儿子也早过了“知天命”的岁数。两年多前，一次脑溢血，导致原本身体健硕完全不需要人照顾的老孟一下子病倒在床。在医院躺了整整一个多月后，老孟被告知要回家静养。可回谁家呢？虽然老孟和老伴有一套独立住房，但老伴也已78岁高龄，加上腰不是很好，根本没办法独立照顾他。纵有百般无奈，子女还是将老孟送回他自己位于六楼的家中。于是，在老孟养病的整整一年多里，儿女三人以轮班的形式照顾，这种方式让大家都疲劳不堪。

　　去年底，老孟提出，轮班不是长久之策，需要有个彻底的解决方案。在咨询了多个养老机构及社区医院后，得到的统一回答是 “没床位”。最终家人共同商议，由老孟的儿子孟英奇将老人接回照顾，两个女儿若有空，白天到弟弟家帮忙。和老人同吃同住，说起来简单，但对于两个身体都有疾病，需要专业护理的老人来说，这种“同居”生活并不容易。向不少朋友讨教后，孟英奇突然发现，原来在自己身边有相同遭遇的同龄人并不少，能够给予他经验的也有不少。

　　很快，租房子、装修、买床、安装呼叫铃，在家人共同努力下，孟英奇花了两个月时间将老人的房间布置完毕。赶在过年前，两位老人迁入新居，虽然这床看着和医院里的床没啥两样，可这环境氛围却不一样，无论如何，对于老孟来说，在家里总是好的。

　　调查：床有了，人却缺乏

　　“我还有两年也要退休了，有空得去学点医疗方面的知识，毕竟老人和我们住，万一有什么需要，还能派点用场。 ”和孟英奇一样，在桃浦新村的一栋居民楼内，刘鸿生也购买了两张医用床，供自己的父母使用。

　　刘先生的父亲今年85岁，两年多前被诊断为肺癌，由于年龄大，加上身体虚弱，不适合开刀治疗，靠药物控制。刘先生的母亲患严重的腰椎间盘突出，每逢天气变化，腰部就会剧痛，难以下地。虽然此前刘先生也考虑将两个老人送到养老院，但养老院一听说老人的身体状况立即打了回票。 “他们本来床位就紧张，加上老人身体不好，行动不便，万一摔着了，养老院说赔不起。 ”刘先生无奈地说，“养老院不能进，医院也不让进，只能自己想办法。 ”

　　刘先生所谓的自己想办法便是和孟英奇一样，将老人房间改造为家庭病房。和医院里一样的床，床边同样设有紧急按钮，还有专用的小饭桌，以及和座便器连在一起的座椅。对于刘先生来说，就差个专业护理人员。

　　和不少设置居家病房的市民一样，专业护理人员缺乏是他们一致最为忧心的问题。虽然家里床有了，可老人一旦生病还是得到医院去看。 “如果每个社区能有一两个这种针对老人护理的医生，能省去不少烦心事。 ”刘先生告诉记者，他有个同事自学扎针，遇到老人生病，到医院配药水后回家自己吊，这样老人舒服，家里人也不用来回折腾。

　　近年来，上海市各区县针对老年长期照料服务需求也进行过多方实践和试点。如由上海老年学学会和静安寺街道共同探索建立专业性的“社区+居家”、“家政+医护”的社区长期照料服务，对静安寺社区乐龄家园的部分家政服务员进行“1+X”的居家养老保健员试点培训，效果显著。不过由于培训费用难以为继，试点工作缺乏可持续性。在浦东新区的潍坊新村街道，推出试行过“喘息服务计划”，引入专业社工为社区老人家属和养老服务从业人员提供专业的护理指导和建议。挂靠在杨浦区大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上海健众护理站成立介护医疗受理中心，为独居、居家老人、特需人群提供医护服务，但支付体系不明确，人员和服务质量等规范标准空白。沪东老年护理院，试点成立“介护式家庭病床科”，针对的居民仅仅是该区域范围内的。这些尝试各有亮点，也真实反映了目前上海老年长期照料服务碎片化的现状，无整体性，缺乏系统的延展性和可持续性。

　　政协委员杨逢珉建议，以小区为单位，实施医生负责制，但需要增加医护人员的数量，尤其是监护人员数量，其主要工作是帮助医生实施辅助工作，如监控老人病情，指导老人治疗、康复，与老人交流。